一、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十分漫长，已经完全改造成为中国风格的宗教，中国化程度极深，中国人无论信奉与否，其思想观念中都有佛教的影响。故我们可以直接考察佛教关于神的观念在中国的变化。

在中国的两汉三国时期，佛教刚传入中国，此时的佛教只能作为道术的一种而存在，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佛教等于与道家的方术。这一问题可以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汉代佛教，历史材料甚少，极为难言。但余极信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华人视之，其威仪义理或有殊异，但论其性质，则视之与黄老固属一类也。”。在士人的心目当中，佛教中的佛与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的神仙地位是一样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佛祖、菩萨并非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在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的神灵形象也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进行了改造，例如观音的形象，在佛教经典中为男子形象，在中国却逐步演化为女子形象。

《西游记》的神仙体系代表了中国人传统神仙世界的观念，在其构建之中，佛教的各种领袖完美的融入于中国的神仙体系，佛祖被认为是五方五老之一，仅是一方天尊。佛祖释迦摩尼并非最高级别的三清，甚至并非次一等级的四御，而是西方如来佛祖、南海观世音菩萨、东方崇恩圣帝、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并列为五方五老之一。佛教最高的佛祖被成功的融入了中国的神话体系，这是中国人对于外来佛教观念的改造与认识。

二、伊斯兰教在的中国的改造

伊斯兰教在成立之时便开始向中国传播，在唐朝时期，通过唐朝与中亚交往的使节，商业往来中的商人、军事战争产生的战俘与军士来往，伊斯兰教便已经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属于一神教，真主安拉是神的唯一使者，《古兰经》明确规定“除真主外，你们不要祈祷别的任何神灵，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这一点在阿拉伯教权与王权相统一的环境下很好解决，但在中国皇权与教权分离的情况下，穆斯林为了适应生存，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在中国的穆斯林出现了“二元忠诚”，穆斯林群体引用古兰经中“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的经义，转为强调皇帝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落脚点仍然在于把真主安拉放在最高的地位，但也把皇帝加入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力图做到把真主放到最高地位，但现实的压迫使他们对于神的观念有了一点妥协。但这无疑为他们赢得了宽松的政治发展环境。

随着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壮大，他们为了适应社会生活以及提升社会阶级。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当中，他们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儒家经典浸染愈来愈深，便把儒家思想也援引到自己的经书当中。穆斯林中的一些大学者，往往是“伊儒兼通”，甚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也很熟悉。他们在翻译伊斯兰教的经典时，往往也借鉴了儒家思想，即所谓“既通天方之典，复通中国之经，融会贯通著为书以阐其教。”

而穆斯林取名的变化，也可以显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直到元朝，外来的穆斯林都保持其原来的命名习惯，只有名没有姓。而且在明朝以前，他们的名字大多不改汉名。只有少数汉化极深的人才会给自己加汉姓、改汉名，这点我们可以观察《元史》中所谓色目人（一般为穆斯林）的名字，如“保巴”、“阿老瓦”等。明建国以后，一方面朱元璋以种族革命下诏，禁止蒙古、色目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习惯，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加汉名、改汉姓的现象实际成为一种潮流，而且穆斯林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例如回族穆斯林同胞就接受了同宗同辈的人用一个固定的字来命名的传统。一些回族大姓之中，也兴起了修族谱、家谱的做法。

三．基督教传教形式的改变

基督教明末随着西学东渐便已经传入中国。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当中，上帝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基督教的十诫中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

文章来源：《世界睡眠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sjsmyxzz.cn/zonghexinwen/2021/1023/1780.html